内容提要：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提出了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中国之密”。他指出这个现象，与其说是给了我们一个解释中国经济并没有违背传统货币数量公式的机会，不如说是提醒我们，相比其他国家的市场化进程，中国经济运行有其特殊之处。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在政府又一次对宏观经济实施调控的今天，如何在金融市场向外资开放的同时，保证金融改革的深化和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才是更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之密   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  国有商业银行信贷

一、“中国之密”所指出的现象，已成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

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曾对中国与东欧以及前苏联的市场化过程作了详尽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苏联东欧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都出现了迅速的财政下降,如俄罗斯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在苏联解体时为40%左右,到1993年即逼近20%,(95年降至20%以下),中国财政收入从1978年占GNP的34.8％下降至1991年的18.5％（96年降至10.85%，2001年以来的情况见表一），但只有中国成功地遏制住了通货膨胀的势头。而按照他提出的经济市场化的次序，金融增长必须建立在中央财政平衡的基础之上，否则，将会被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所遏制。因此，他把中国出现的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与高金融增长这种现象称之为“中国之密”1。

“中国之密”所代表的现象，不仅在麦金农在作比较研究的1993年以前存在。事实上，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近几年情况并没发生大的变化。如表一所示，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而表二显示，广义货币(M2)则以15％以上的速度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在9％左右，对通货膨胀比较有代表性的零售价格指数近年来一直保持较低水平。

最早，经济学家是从货币化角度对这一现象作出了解释（谢平，1996；易纲，1996；张杰，1998）。2认为中国改革初期经济的低货币化状态使制度变迁过程得以与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同步推进，避免了“通货膨胀陷阱”的困扰3。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货币化水平提高，对通货膨胀的遏制作用逐渐降低，必定有一个货币供应引起通货膨胀的折点。谢平认为在1992年；易纲预测在1988年。但近几年通货紧缩现象的持续，已证明货币化解释与经济运行的事实不符。

随后，有人认为是快速增长的居民储蓄存款（余永定，2002）或者是货币在资本市场的积聚（伍志文，2003）等因素抵销了货币增速较快而引起的通货膨胀。这两种看法作者认为夸大了居民储蓄存款和资本市场这些因素的作用。高储蓄率是在我国一直存在，且波动并不剧烈。另外，如2005年1月5日《金融时报》以标题为“沪指2005年开年又创5年新低”的报道所显示的,以2002年以来持续低迷的股市为代表的资本市场让人怀疑其积聚货币的能力。因此，以上说法都不能有力地解释近几年出现的“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继续下降，货币增加相对较快，经济增长相对较慢，通货紧缩较长持续”的现象4。

二、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是造成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上述特点的主要原因

以上对“中国之密” 的理论解释有一个共同特点：局限在货币或金融领域谈问题，没有考虑政府在经济中起到的作用。因此，对“中国之密”的解释总是差强人意。事实上我国虽已建立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而且可以说我国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形成，但是,仅仅从数字上看，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在继续下降，但并不表明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在下降，相反,经济增长和经济运行机制仍然表现为政府主导的特征。

我国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严格控制着土地、货币等重要生产要素的供给。一般商品价格和某些生产要素市场已经放开，但由于土地供应已经成为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据有关方面数字，近5年全国的土地批租收入高达9千亿元以上，相当于5年内全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1/4。因此,土地的供应主要依赖于行政手段。另外,货币的供给也明显向政府倾斜，比如,2002年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就占信贷资金的65％左右。

2、实行投资性财政体制，政府是全社会的“投资主体”。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初步形成，在各种对社会的投资特别是对固定资产投资中,投资主体多元化已是趋势。但是由于投资体制改革的滞后，再加上近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鼓励和支持了各级政府担当“投资主体”这一角色的冲动。

3、政府审批权力在继续发挥作用。加入WTO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在改革，取消行政审批事项的公告年年都有发布，政府行政审批项目大量削减。但由于相关因素制约，尤其是部门利益的诱导下，重要项目或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相关的项目审批控制权并没放手，在近几年的宏观调控中，某些项目的审批控制权更加严格。

我国25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改革成就，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运行机制造就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也使得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出现一些特有现象，出现“中国之密”也就不再奇怪。过去，我们对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有过许多赞美之词。但由于政府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是游戏的参与者，造成不少问题。比如，部门利益化倾向、权钱交易和腐败的产生、国有资产低效运行等。但由于许多改革远未到位，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转型尚未破题，虽然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进一步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实践证明，政府主导的大格局如要改变，并非一朝一夕之工。

三、 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的更快增长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银行家们要比分析“中国之密”的经济学家们更为“理性”。对经济的政府主导这一“大势”心领神会，因此，信贷政策也是紧跟财政调控信号，顺势而为。比如在以下分析中我们看到，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下，银行信贷也随之扩大，这应该是最“理性”的行为。

从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 在政府的主导下针对当时的投资不足而实施的。其主要措施是通过增加国债发行,为基础建设提供资金,进而刺激经济增长。“扩张性”财政政策取得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经济运行避免了通货紧缩的陷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平稳增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相配合的是银行信贷的快速增长。比如，中国货币执行报告显示，2002年末和2003年末，广义货币余额分别是18.5万亿和22.1万亿，同比增长分别是16.8％和19.6％；2004年3月末、 6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分别是23.8万亿、23.2万亿，同比增长分别是16.2％、19.1％。

信贷增长进一步刺激投资增长。结果是，除了产业链中的上游行业出现短缺而形成大量投资外，象房地产业这样涉及居民消费的行业也出现了过旺的需求，从而使总体经济对信贷资金的需求进一步大幅度增加。比如在2003年的新增人民币贷款中，基建贷款增加6373亿元，同比多增3199亿元；个人消费贷款增加5091亿元，同比多增857亿元。仅此两项新增贷款就占2003年新增贷款的41％。这种绷紧的信贷，实际上反映了民间投资中的资金来源有相当高的比例来自于银行贷款，并非自有资金的积累。从表三也可读出这一结论：2002年，国内金融市场在融资比例上，75％以上靠的是银行贷款。到了2003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85％以上了。

四、实施稳健性财政政策的信号已经发出，但新形势下的国有商业银行对宏观经济调控的配合变得困难起来

但是，近两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较大变化。90年代下半期7-8%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又一次回升到9%以上。原因是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原材料、能源、钢材、建材的需求大幅度上升，形成巨大的需求空间。在利润的诱导下，民间资本大量进入这些短缺行业，成为近两年投资的一大特点。前几年呼吁对民间资本给与大力政策扶植，促进民间资本向投资转化，现在的民间资本投资已成为某些过热行业投资的主要力量。反映宏观经济指标上，2003年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达到32.8％。2003年全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29.7％，成为1995年以来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

2003年以来，由于经济过热的出现，政府再一次发挥其对经济的影响力，使宏观调控从拉动经济增长转为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宏观调控措施接连出台，财政政策也由“扩张型”向“稳健型”转变。从总体经济来看，不需要再用财政扩张的方式来拉动已经很高的经济增长。事实上，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让位与稳健性的财政政策操作。所谓稳健，就是说，政府在政策的制定和操作上的“随意性”会下降，而规则性会增强。虽然并不表明过去为拉动经济而发行长期建设债券会完全退出市场，财政还会继续为未完工的国家投资的基础建设项目融资，还会为过去发行的长期建设债券还本付息发行新的债券，但额度将会减少。

实施稳健性财政政策的信号是在国有商业银行面临一些新的竞争形势下发出的。新的竞争形势之一就是外资银行加速在华业务发展。截至2004年11月末，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62家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了205家营业性机构，106家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677.53亿美元，贷款余额293.35亿美元，不良贷款率1.26％。2004年1至11月，在华外资银行累计实现盈利2.43亿美元。另外，从2004年1月1日起，港澳银行机构在内地业务准入大大放宽：设立分、支行的总资产要求从200亿美元和100亿美元一并降至60亿美元；开办人民币业务开业年限由3年改为2年，连续2年盈利的资格考核由单家分行考核改为所有分行合并考核；2004年11月1日起，港澳银行内地分行可以从事代理保险业务等。可以说，我国银行业已迈向全面开放。

面对外资银行业的抢占市场，国有商业银行的作出反应的动作是贷款战线收缩。全国除个别发达地区外，大部分省（市）出现了金融机构撤并；经营策略进行调整，贷款重点转向大城市、大企业、优质企业、垄断性企业。基层行成了上级行的储蓄所，吸收存款通过上存形式流出县市、流出中小企业，被形象地比喻成“抽血”。比如，据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上半年，武汉地区各金融机构累计投放信用总量1025.28亿元，但只有27.53亿元投向了中小企业，仅占2.69％。县域经济和中下企业是我国的经济基础，而且它们的发展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深远意义。但是，金融体制改革并非一蹴而就，比如解决县域经济的金融支持问题，就需要一揽子改革，包括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调整、邮政储蓄改变只存不贷、社会再投资法的研究、金融机构多样化、金融产品创新、农业保险到位等等，仅以利润作考核指标的国有商业银行试图全面退出对中小城市、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变得不那么容易。

实施稳健性财政政策就更是一个信号，表明政策的转向。在这种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意图明显的情况下，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积极配合，适当调整信贷规模和投向，应该是又一次的理性行为。但是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外资银行业的“进”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难以从很多领域中“退”，再加上我国国有银行信贷压力主要来自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民营资本的投资压力，这就造成国有商业银行配合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变得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国有银行能否应该及时认清形势，顶住各种压力，及时采取稳健经营政策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货币政策随之调整为稳健政策，不如说，我国国有银行及时采取稳健经营，对可能发生的坏结果进行修正和预防更具有实际意义。

    五、几点结论

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在提出的“中国之密”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他在提醒我们，与东欧、前苏联的市场化改革相比，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有其运行特点。我国的政府主导经济是一个现实，分析任何经济问题，不能回避这个现实。

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曾经是我们取得成功的经验之一，银行信贷紧随政府导向而为，也一直是银行业的一贯做法。通常，银行信贷对投资的支持属于正常业务，但是，在过热或经济泡沫出现的时期，大量银行信贷支撑的集中投资就会造成巨大的隐含的风险。若过热的投资在宏观调控中被降温，银行的不良资产就会大幅上升，造成银行体系的不稳定。特别是在新的竞争形势下，商业银行试图继续紧跟政府宏观调控已经日益困难。因此，我们说，政府主导经济模式已经积累相当多的矛盾和风险，这种模式不改革，政府转型不到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要取得实质性突破是比较困难的。在银行业全面开放，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的今天，银行信贷应该成为真正的独立的市场化行为，任何看政府眼色行事或屈服政府压力的信贷政策都是与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背道而驰的。